《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6期发表程丽红的《文化侵略的工具文化交流的媒介——论近代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报刊的文化意义》一文，作者认为，十九世纪活跃于中国报坛的基督教传教士所办报刊，无疑是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工具，但它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和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十九世纪初期，当表露了西方近代报业文明的传教士报刊最早出现于东方之际，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报业，仍然是封建官报的天下。自封建官报之后，又产生了民办的小报和《京报》。小报的出现，虽然突破了官方新闻传播的垄断和封锁，揭开了中国民间办报历史的第一页，但是作为非法报纸，面对无休止的封建限禁，终难实现自身的完善。而对社会公开发行的《京报》，尽管代表着古代报纸的最高水平，却也由于受政府严格控制，根本没有自由发布消息和言论的权利，实际上沦为官报的翻版，与官报一起服务于封建政权。
西方列强对东方世界的军事、文化侵略，在破坏了中国旧有社会形态的同时，也打断了中国报业自然进化的进程，使之迅速发生跃进和质变，提前近代化了。传教士报刊对于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文化意义，不仅表现在它把近代报刊的基本业务模式带到了中国，从而推动了中国报刊技术和业务的改进，更重要的在于，西方先进的报业观念也由此传入，对固有的封建报业文化形成巨大的冲击。
与著书立说、办校讲学等其它的文化传播方式相比，办报有着更多的优势。一方面，报刊刊期短、连续定期发行，缩短了书籍漫长的出版周期，既能够保证迅速地传播思想，又以其内容的连续性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思想渗透。另一方面，借助报刊传播思想，无论是传播的速度，还是传播的范围，都是办校讲学所无法达到的。特别是当清帝国海禁未开之时，传教士不能直接进入中国境内活动，报刊传教的优势便更加突出。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始最早、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当首推办报。因而，传教士报刊自然而然成为这一时期传播西方文化的主要载体。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人能预料。中国人没有按照传教士所设计的思想定式去接受西学。近代许多著名思想家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进思想的启蒙都与传教士报刊的西学介绍有关。中国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改良派和其后的革命派都把西学视为谋求民族振兴和祖国富强的精神武器，利用自己的报刊进行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西学宣传。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传教士报刊的西学介绍，一向闭目塞听的中国社会就很难感知西方先进文化的惊雷，还会沉迷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传教士报刊介绍西学是何用意，也无论它们所介绍的西学有多么浅薄，它们毕竟在引进西学方面功劳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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